财富是一种宗教，电信诈骗是一门生意
资本主义时代，对于钱的追求高于其他任何事物，因而，一切都是赚钱的手段，不再有道德层面的评判。从道德方面看，贩毒、开设赌场或是有组织卖淫等，显然都不道德，因为这些事情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，因而不管任何文化，在其普遍被大家接受的准则中总是劝诫人类远离这些事物。
但在资本主义时代，对于财产的追求完全覆盖了其余准则，财富成了一种新的宗教。不同宗教有不同的典籍，崇拜不同的神，但财富成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宗教，突破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。
资本主义时代，钱最多的那些人，天然地成为了世俗意义上的神。以前洛克菲勒、比尔·盖茨或是巴菲特是神，如今马斯克是神。无论马斯克在自己斥巨资买来的社交媒体上表现得如何滑稽可笑，在众多信众眼中，他就是神。信众们对于全球首富的崇拜，盲目而直接，超越了国界与肤色的界限，只需要听说某个人的财富居于全球榜首，无论其德行如何，哪怕对其毫无了解，已然从内心将其奉若神明，把他的胡言乱语当作神谕。
传统宗教的神各有其目的，资本主义的神只有一个目的——追求更多的财富。身为神的马斯克，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于美国大选，不过一切都是生意，助力总统选举也不例外。这可以让他获得更多来自于美国政府的订单，赚更多的钱，巩固自己神的地位。
美国总统选举同样是一种生意。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，美国总统天然地获得最多的媒体曝光，迅速人尽皆知的名人。泰勒·斯威夫特成为世界级的名人靠的是一首首的金曲，特朗普成为世界名人靠的是当选美国总统。位于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民未必听过斯威夫特的歌曲，但很难不知道谁在当美国总统。
知名度可以转换成钱。一无所有的人，在有了知名度之后，就可以将知名度转化为财富。曾经有个名叫罗玉凤的人，通过在街上发传单征婚并且非清华北大的人不嫁，借此获得知名度并最终赚到了去美国的钱，那时尚且没有短视频。短视频时代，无数网红自导自演策划了一次有一次匪夷所思的事件，其目的无非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知名度，并伺机将知名度变现。
特朗普这样的生意人，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可以为其生意带来巨大收入。那些不做生意的美国总统，也可以依靠他们的知名度，在卸任之后通过写书或是出席活动获得巨额收入。
至于竞选的过程中撒了多少谎，造了多少谣，吹了多少牛，根本不在考虑之列，对于做生意而言，不这么做反倒不对，这些行为也许不道德，但这个时代没钱才是最大的不道德。马斯克或是特朗普的道德水准很难比大街上的清洁工高，但无论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信众，都认为他们要远远比清洁工更加优越。
如果一切以追求财富为最终目的，那么如果一种行为无法创造财富，这种行为就成了禁忌。在大学学费高昂的美国，学生们已经长久不再报考哲学、文学或是人类学之类无法收回“投资”的专业——既然一切都是生意，学费当然是一种投资；在中国，社交媒体网红不断告诫家长们不要让孩子报考新闻传媒专业。做一件自己喜欢但不赚钱的事，比如在大学里学习文科，在这个时代已经慢慢成为禁忌。
也因为一切以追求财富为目的，所以只要能追求财富，道德层面的禁忌不再是禁忌。反而，先人一步抛弃道德禁忌可以取得生意上的先机。从事黑色或是灰色产业不再是禁忌，电信诈骗，只是众多黑色产业中的一种。
即使在通讯尚未如此发达的年代，也早已有了电信诈骗。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由于曾为英国殖民地，许多国民熟练掌握英语，早早地发现了可以利用其英语优势对全世界行骗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，通过纸质邮件或是传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诈骗活动。时至今日，该国的年轻人并不以诈骗为耻，在互联网和电脑尚未足够普及的今天，排着队去网吧向全世界行骗，连躲到其他国家去都不用，终于为英文贡献了一个词组“尼日利亚骗局”（Nigerian Scam）。
中国的诈骗团队也不甘示弱，为英文贡献了另一个词组“杀猪盘”（Pig-buchering Scam）。从时间上来看，全球这种不见面的远程骗局肇始于尼日利亚，杀猪盘也只是尼日利亚骗局的一种，但必须承认，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，中国人做生意就是比非洲人强。中国诈骗团伙后来居上，迅速掌握了这一生意模式并且青出于蓝。自从杀猪盘这个词出现以后，英文世界开始慢慢用它来代替尼日利亚骗局，因为二者在许多时候都是同一种东西。即便如此，身为中国人我们还是应当庆幸，没有像尼日利亚那样被用我们的国名冠名一种骗局。
2024年9月，美国法院判决麦克·史密斯（Michael Smith）犯下欺诈罪，因为他从2018年起，将使用AI生成的无数音乐上传至Spotify平台，并在数年前获得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利润。在这个时代，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并非是指责此人如何不道德，而是惊叹于他如何发现了一种利用新技术赚钱的模式，甚至会为他感到惋惜。
就电信诈骗而言，虽然不乏有被骗到电信诈骗园区的受害者，但大多数从业者都是自愿前往。一些是通过熟识的人介绍，一些则是自行“找”到的这份工作。对于这些求职者来说，这样的工作与进大城市的工厂打螺丝并没有太大不同，如有不同，这样的工作由于承担了更高的风险而相比进厂有更高的收入。对于那些处于更高位置的操盘手来说，从事电信诈骗也与经营一家餐馆或是饭店无异。如果事发败露，无论从事电信诈骗出于自愿或是非自愿，都可以说成被骗，作为受害者逃避惩罚。
一切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时代，道德不再起任何约束作用，只能依靠法律。但对于电信诈骗的惩罚，由于跨国执法取证存在诸多困难，导致刑罚相比而言较轻，于是就有了电信诈骗的利润高而风险低的特点。“如果有100%的利润，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；如果有300%的利润，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。”电信诈骗的利润不止100%，也不至于让操作者冒绞首的风险。摘掉道德评判的眼镜来看，电信诈骗这样的生意无论放在哪里都是极好的模式，因而即使打掉了缅甸的电信诈骗园区，这些犯罪份子一样会往迪拜或是更远的地方迁移。
电信诈骗产业的壮大，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。技术的发展，不仅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高效，也使得洗钱相比以往更为便捷，这二者对于电信诈骗这门生意来说都是核心——不仅要能骗到人，还能将受害者的资金迅速洗干净。AI时代为电信诈骗这门生意来说又提供了新的工具，人工智能并不仅仅只能用来生成音乐用以欺骗大公司，还可以用来生成亲人的视频或是声音用以欺骗普通人。
总之，在一切都是生意的时代，一项新的技术，往往发挥的是低成本违法带来收益的优势。虚拟币、区块链、元宇宙、AI色情，这些年我们已经见到太多了。监管跟上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，等它跟上的时候，新的骗局生意往往已经产生。
注：文中书页照片来自Joseph Epstein所著"Snobbery"，该书出版于2003年。其中文版中相关段落翻译如下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