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大城市隐居
前些天看维姆·文德斯的电影《完美的日子》，讲述了东京一位厕所清洁工平山的日常。平山住在一个简单的房间里，每天起床会在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买一罐咖啡，上班路上听听磁带。工作的间隙会在公园里用餐，用胶片相机拍头顶的树叶，下班之后去泡泡澡，回家之后听听音乐看看书，如此日复一日。
影片中还暗含了一些信息，平山来自于一个优渥的家庭，很可能是家中的长子，可以继承家业。不过他选择与父亲决裂，到东京做一个厕所清洁工。
这部电影虽然平淡，却很能打动人。平山的物质生活一般，但精神生活却很丰富，体现这一点的，是他经常光顾二手书店，买100日元（不到人民币5元）一本的二手书。他听的许多磁带已经大幅升值，不过他并没有拿它们获利的意思。
虽然打扫厕所这样的工作可能许多人不喜欢，不过平山所过的，已经是一种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生活。他没有债务，生活没有任何波澜，没有过高的物欲，不奋力追求金钱。在现代社会里，谁能过上这样的生活？
这样的生活，正是现代社会的隐居生活。
隐居是个古老的词，所谓隐居或是隐士，大多出现在旧书中。古代是熟人社会，想要隐居，不得不去山里。有一技之长的，也可以“大隐隐于市”，但毕竟是少数。因为离群索居的日子往往不好过，所以“背井离乡”往往是被迫所为。
在熟人社会里，每个人存在的意义，是要在熟人需要的时候能提供帮助，以此换来自己需要时熟人的帮助。这个规则是强制性的，身处其中的人只能接受。不愿意接受这个规则的人，在这样的社会里会活得很难受。
隐居为不接受这个规则的人提供了选择。隐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远离人烟——只要离开熟悉的人群即可。大都市的出现，使隐居变得非常容易。
城市大到一定的规模，就可以打破熟人社会的限制，成为“陌生人社会”。在陌生人社会里，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事情，都可以付钱找陌生人帮忙解决，而自己身为陌生人，也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服务而获得报酬。在大都市生活，不必在金钱以外再积攒“关系”资本，给许多不愿意遵循熟人社会规则的人提供了选择。古时候的背井离乡往往意味着被迫，而现代人的背井离乡，更可能出自于主动选择。
去年看过一本书，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，作者过的也是一种类似于《完美的日子》中的隐居生活。在异乡送快递，收入足够维持一种低欲望的生活，在工作之余，还能写写文章之类。
最彻底的隐居之地是国外，彻底切断与绝大多数熟人的物理联系。不过由于东西方人种差异，除了纽约这种多元城市之外，如果一个人不想在人群中显得太显眼，最好和同类肤色和样貌的人待在一起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比较理想的国外隐居之地无非是日韩新马或是台湾这些国家或地区。
在异国毕竟有签证和谋生的问题，大多数国家只想外国人来花钱，不想给他们挣钱。相比之下，北京或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是再理想不过的地方。之所以理想，是由于拜户口制度所赐，这两个城市相比于中国其他地方相当于两个独立的国家——如果你在这里工作，可以申请本地的居住证（相当于绿卡），拿到居住证一定年限之后，可以申请获得本地的户籍（相当于国籍），上海话对于多数地方的人来说也基本相当于外语。而且，无论从地域面积、人口规模或是经济规模来说，这两地也确实不亚于世界上许多国家。
也有人选择到生活成本低的地方隐居。问题在于，生活成本低的地方，往往都是熟人社会，无法为异乡人提供工作机会。很多工作岗位由于没有充分的竞争，导致又陷入熟人社会的怪圈。在人口净流出的东北许多城市，许多在大城市花钱能解决的事，在这里除了花钱还得“找人”。比如家里装修这种事，都要拖关系找人，否则人家很有可能干到一半就撂挑子。东北习惯于“找人”，不是一句玩笑话，这是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，关系比钱更重要。
所以，虽然生活成本低的地方全中国遍地都是，适合隐居的地方并不多。在熟人社会里，一个外来者会显得格格不入。一些出于种种原因导致大量外来人口流入的地方，外来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形成互助群体，也就是新的熟人社会，因而也成了一些人的隐居之选——大理、清迈或是鹤岗就是这样的地方。但这些地方由于无法提供工作机会，所以无法消耗人们的时间，除非这些地方的精神生活特别丰富，否则人们很容易无聊，无法在这些地方久居。工作的意义，不管是扫厕所还是送快递，除了提供报酬以外，还有个很重要的用途是打发时间，有一份能够每天打发时间的事情做，对于隐居生活来说至关重要。
无论是《完美的日子》的主人公平山，或是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作者胡安焉，能过上隐居生活还有个重要的原因——没有孩子。胡安焉有老婆但没孩子，平山连老婆都没有。有孩子的话，起码在中国，小孩子上学是个大问题，牵涉到户口、住房等等。有了孩子，基本就别想隐居了。如今的生育率不断下降，不知道是不是与越来越多人选择在大城市隐居有关。